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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余建筑:一种新的(建筑)方言

    Evan Chakroff
    Mar 29, '13 10:29 AM EST

    Thanks to the efforts of my friend, former classmate, and occasional colleague Zhiguo Chen, I've been published in Chinese! Chen translated my essay "Wang Shu: A New Vernacular?"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Archinect and mirrored on my website) and worked to get it published in an issue of "The Architect", one of China's top architectural journals, available in shop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abroad?).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reading the essay in Chinese, I've re-posted the full text below. Thanks again, Chen!


     

    业余建筑:一种新的(建筑)方言
    Amateur Architecture: A New Vernacular?①
    作者:Evan Chakroff 翻译:陈治国
    关键词:王澍、业余建筑、普里茨克奖、方言
    Key Words: Wang Shu, Amateur Architecture, Pritzker Prize, and Vernacular

    王澍被选为今年的普利茨克奖得主,既出人意料,又非常妥贴。近几年来,普利茨克奖评委会越来越看重那些地方化的建筑师,他们通过对场所的内在理解进行创作,在他们的作品中深深植入地方文化。对王澍的选择(进而业余建筑工作室以及合伙人陆文宇),仍在延续这种倾向:因为他的作品敏感地应对历史文化和场地文脉,同时在美学上又振聋发聩。王澍把工作室维持在一个不大的规模,专注于设计本地项目,发展出一套对于地方工匠的建造能力和建造技术的深刻理解,从而使他的工作室能够游刃有余地将传统材料和形式策略发展成一种文化的表达手段。当境外建筑师们还在用肤浅的比喻来表达设计的“意义”(如SOM在金茂大厦中泛滥地运用幸运数字“8”或者哈迪德在广州的“圆润双砾”)的时候,王澍则顺利地从旁侧绕开,避免了将此类比喻用作建筑形式的生成器。他的设计表达了一种乐观的可持续性,强调行人尺度的城市主义,并通过对回收材料的选择性使用和地方乡土形式策略的运用,对历史进行含蓄的回应,唯一的制约来自建筑工人的能力和材料的内在属性。

    中国美院象山校区,1 期,中国杭州,2002‐2004
    王澍的建成作品不算很多,苏州大学文正图书馆(1999‐2000)、宁波当代艺术馆(2001‐2005)和杭州垂直院宅(2002‐2007)等都能明显展示其设计才华;象山校区则是他工作室的第一个展现建筑师完全进入状态的作品,其创作手法的成熟性,足以获得建筑界的最高奖项。象山校区的设计常被借用中国书法来描述和形容,一期代表着几何明确、形式标准的楷书,而更富表现力的二期则被比作流畅狂放的草书。虽然这种差异可以通过建筑平面明显识别,但现场的感受不甚明显。校区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整体印象,通过相当有限的材料表现方式来创造形式的无限多样性,这是一种充满传统神韵又彻头彻尾属于当代的建造方式。虽然建筑师对于回收砖瓦的运用十分重要,不过真正使得王澍作品充满传统意味的不是他
    的材料样板,而是他所运用的形式策略。


    不难想象校区一期建筑对于庭院元素的运用参照了中国传统院落式住宅——但这种古老的类型学源自人类与周围环境的最基本联系,并已在多种文化背景里独立发展了许久。校园建筑采用此种类型的优越性十分明显——建筑平面进深较小,允许足够的自然采光和穿堂通风;每座独立建筑各自围合一个中心庭园,减小建筑各翼之间的交通距离,使整个建筑占地较小。工作室和教室拥有良好的保温隔热措施,退到半开放的走廊空间后面;这些交通空间仅以木门与室外相隔,在很冷的深冬,显然不是留恋之所。而这种走廊空间所提供的适宜的温度渐变,有效摒弃了现今中国大多数建筑中过度使用空调的做法。


    一期各单体建筑的平面非常类似,院落开口的朝向则不一而同,时而朝向城市,时而框景远山。建筑立面的处理基本上是由日照朝向所决定。北立面主要是抹灰外墙和普通预制门窗——这既可以读作是源自包豪斯的简约主义,也可读成毛泽东时代所热衷的苏俄国际式的历史遗留。朝南的立面普遍运用木门窗,开扇巨大,不同的年月不同的时段,各扇的开启角度互不相同,使建筑立面充满丰富的动态表情。每座建筑都坚实地屹立在稳固的基座上,基座里较低的楼层,拥有更好的私密性。整个校区的建筑,通过有限的材料和建造细节,来达到视觉上的统一;通过由地面层步道和架空走廊结合而成的多层交通网络,来实现空间上的统一。多样化的步行联系,使参观者可以在风雨天气照样能穿越整个校园。

    虽然建筑师所使用的材料样板中已经采用了传统元素,但是它们用非传统的方式进行配置和使用。原本较小的木门窗开启扇,向上延伸直到走廊的全高(在宁波当代艺术馆中,开启扇的高度更为极端)。回收的青瓦在钢格架上铺成巨大百叶,附着于简约而现代的水平条窗或者幕墙上。这些超大尺度的钢制百叶应用在现代主义立面上,产生了一种传统和现代的强烈对比。虽然中国的许多城市都有一种源自近代条约港口时期的“殖民地”遗产,包括布扎学院派新古典主义和一些零散的装饰艺术派杰作——但是这个国家典型的建筑主流所运用的材料仍然是露明的木结构和砂浆砖砌体结构,或者从苏俄引进的直白的现代主义国际式的混凝土结构。考虑到这些情况,象山校区的一期建筑可被读作是中国过去这两种主要建筑风格的组装。

    中国美院象山校区二期,中国杭州,2004‐2007

    如果说一期建筑可看成是一种荒诞的拼装,那么二期建筑则更像是一种有机综合,在设计上试图将中国这两种传统协调于一种新地方主义建筑学。

    从总体规划和材料构成的角度而言,二期建筑可以理解为对一期发展出来的技术进行详细深化。在一期,互相分离的院落式建筑通过架空走廊进行连接,在二期,这些走廊被加宽,形成体量,融入其它功能;之前相互分离独立的院落式单体开始串联成更长的构图。一期的建筑坐落在坚实的石头基座上,二期的建筑则与地面脱离,浮于草上,允许车辆行人从底下穿行。当建筑中不出现院落的时候,主要是在二期,折来折去的建筑形式仍然清晰地界定着空间,并创造一定的空间围合感。跟一期相似,建筑使用一系列有限的材料,进行不同的组合,演变出令人称奇的多样性。

    在院落类型进行拆解或者重组的地方,架空步道、下沉的机动车道、和每个体量中的室内走廊,共同创造了一种三维的空间秩序。这种空间体系可能使来访者感到些许困惑,但对于长期就读于此的学生却肯定是建立了一种舒适的复杂性:他们可以在脑海里臆想最有效的交通路线穿过综合体,找个地方喷涂他们的模型或者仅仅是抽个烟休息一下。这种对于地面层的苦心经营,跟坎迪亚斯•伍兹(Candias-Josic-Woods)在柏林自由大学中所采用的网格状“铺垫式”策略有些相似,也让人联想起香港将地面层向空间进行三维拓展的复杂城市交通体系。

    一期建筑主要是一系列的教室或工作室,由一条中央脊轴串联而成,外围环以一条(时而)开敞的走廊;二期建筑对于室内和室外的空间定义则更加模糊。室外步道在不同的位置转折切入建筑立面,变成室内走廊;室内坡道透过厚重的砖砌镂空隔墙与室外相望。交通空间和使用空间交错复杂,如同一座重构和异化了的明代花园。在此王澍明显地参照了传统的建筑形式——连绵折叠的屋脊线让人想起传统的坡顶建筑——对于传统经验的重构总是使建筑显得更有气质。真正使得整个校区丰富的是空间的复杂性,而不是时而出现的流行开窗方式。

    散布在校园间的一些小亭子,毗邻于大教学楼,展现了一种实验性的形式主义,王澍和业余建筑似乎在测试当地施工队在一种更小尺度上的建造能力极限。这些小亭子形式奇异野心勃勃,通过对比显得二期的主要建筑更加直截了当。建筑师似乎在实验和发展他们自己一套独立的形式语言,这种语言还将持续出现在后来的项目当中,如宁波五散宅和杭州中山路步行街。

    中山路步行街,2007‐2009,杭州
    象山校区显示了业余建筑在创造新校区这样宏大尺度的项目上的设计能力,而中山路项目则展现出他们面对一个承载着厚重历史的现存城市场地和任务,如何介入和解决难题的能力。在这一肩负着复兴城市中南宋御街使命的项目中,王澍选择了一种微妙的修复来转化这条道路而不抛弃它的历史。随着年代变迁,中山路成为一种不同风格建筑的奇异组合:清代店面毗邻共和国时期的新古典建筑立面,时而穿插几栋苏联风格的住宅和厂房等。充分认识到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给这条街带来的独特气质和历史气息,业余建筑保留了大部分现有建筑,将他们的设计限制在一些零星的亭子加建和更重要的街道表面(景观)处理。之前的柏油马路改成了斧凿毛石路面,中间穿插若干清渠,侧边附以花池,街树遮荫,石桥交错,从而扩展成更大的滨水景观。

    清渠的设置明显鼓励了人们的步行穿越——众多连桥使人们可以来回穿行于不同的路线而不重复。水浅而安全,儿童可涉水玩耍。清渠还有效地将街道中的主要客流与紧邻店面的次一级客流隔离开来。这么做的优点是紧邻店面创造了一系列小空间,可摆放茶几或半开敞的室外货架等。这种对于客流的分隔,在主要步行客流之外增加了购物的随意性和休闲活动。

    这些清渠还引起人们对杭州城和长江三角洲历史的遐想。杭州位于京杭大运河南端,周边拥有大量的水乡城市,因此在这种以河运为主要经济驱动力的漫长历史中,杭州成为重要的行政和经济中心。城里原有的历史河道多数已被填埋,用以拓宽马路,因此在这里使用清渠是一种对深远历史的回应,同时提供一种与相邻街道之间的视觉/听觉隔离和炎炎夏日里清凉的小气候。

    街道的步行尺度源自历史遗留的宽度,这要归功于建筑师与规划部门所做的谨慎商讨。尽管这宋代御街本来宽到足以通行车马和偶尔的游行,王澍却引入若干亭子建筑,进一步减小空间尺度,将街道原本严格的直线关系转化成更像是一种蜿蜒的小路。

    这些厚重的、充满肌理的小亭子,由素混凝土、传统木板和回收砖瓦建成,它们将街道的空间打碎成更易感知的片断。虽然每个亭子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采用同一种形式语言,因此整个长条形的更新项目,通过形式和材料的运用被统一起来;如同屈米运用一系列红色的小亭子将整个拉维莱特公园的设计统一起来——各不相同,却源自一派。

    设计师将街面处理成清渠、花池、座椅等,还将若干突出的小亭子植入街道空间,这些举措在局部层面上成功塑造了独特的小尺度公共空间;在整条街道穿过鼓楼城门的最南端,王澍则致力于创造一个大尺度的公共广场空间。在城门之前,一座中世纪的教堂和新建的厅堂,围合了一个带有水景的大广场。如果没有这座厅堂,这宜人的广场将紧邻城市的高架快速路;这厅堂看似没有专门功能,它的坚实体量足以减少步行街以外的噪音和浊气。老鼓楼城门为步行街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终点,从此遁入外面熙攘的现代都市。

    宁波历史博物馆,2003‐2008,中国宁波
    业余建筑工作室的多数声誉,至少在西方,源自他们的宁波历史博物馆。这座建筑通过各种出版物获得了无数赞誉,主要关于它的砌满砖瓦的立面;这些砖瓦是从这个区域里拆除的旧建筑中回收而来,铺砌的时候,建筑工人可以随意选择和落位这些砖石,完全符合当代关于“有机”纹理和随意性的设计态度。通常这些砖瓦是人们分析和审视这座建筑的关注点,但是同样有必要提及混凝土的运用——王澍的一个很强的能力就是对于材料和技术的局限性了如指掌,当博物馆的立面局部往外切角倾斜出挑的时候,建筑的立面就是用竹模的混凝土浇筑而成,而砖瓦则用于垂直部分的立面,这样它们的建构逻辑更为合适,当然也更容易建造。材料回收再利用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好处毋庸置疑,并且该建筑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其震撼人心的立面,但是这座博物馆对于历史的态度较之于简单的再利用建筑材料要来的更加微妙。其真正的建筑力量源自其形体。

    博物馆坐落在当代中国十分典型的城市景观:两旁行道树齐列的城市道路明确地划分各功能用地。博物馆的一边隔着马路是政府大楼,另一边紧邻一片公园。这个街区远离宁波老城中心,表面上是南部新中央商务区的行政中心,但是周边街区似乎发展尚不完善。建筑第一眼看来,就是大片景观中的一个雕塑体。建筑突兀的形体这样阅读:有角度的切割完全是当代的手笔,可能是任何一款流行建模软件都有的布尔运算的结果。作为一个雕塑体,它给人印象深刻,但不仅局限于一个简单的形式的操作。我们可以想象一系列的图示来表达这形体是如何从一个理想的矩形体量发展而来,在有室内采光要求的地方切出中庭,或者城市景观视线有要求的角度和位置进行水平向的削减;削切显然发生在特定的位置和方向上,以优化室内空间的尺寸和规模,从而容纳各种功能,如画廊、报告厅、咖啡茶座等。由削切和翻卷所产生的建筑形式,以及建筑的垂直立面向外自然倾斜等,都是对这种撕裂感所产生的形体应对。这些形式操作都服务于一个更重要的目的:通过斜切,建筑的形式不再是理想的由平面垂直升起的体量,纪念性的尺度被打散——在群众可达的屋顶景观——重新创造了一种人尺度的中国传统村落。

    这些斜切的空间成一定角度穿插在建筑体量当中,所产生的斜屋面让人回想起传统建筑形式;斜切空间的尺度正好再创了人行街巷的空间尺度;这些穿插交错的实体和空间在屋顶层(以一种现代派之前的都市主义的尺度)创造了一种城市平面,从而引用和再创了中国古典的空间体验。这种对现代之前的中国的古典尺度的重构可能是这个博物馆的诸多主要吸引力之一(因为参观者受到了失落文明的提示),犬儒主义者可能会说,这种传统城市形态的重构被置于建筑实体基座上的屋顶景观部分——被保留却荒废了——成了这座历史博物馆永久收藏的终极展示。

    同时,空间的削切也起到框景的作用,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周边中央商务区的建筑群。有一道主要的削切制造了一步宽阔的室外楼梯;或可读成一个报告厅,将远处的塔楼置于舞台——一种对于中国飞速城市化发展的奇特现象的关注。

    空间削切不仅限于屋顶层面,还切入建筑室内。建筑的平面围绕着两个庭院进行组织的(一个室内,一个室外)——但是还有几部大楼梯切入建筑,和建筑体量中的其它元素(如院落步道等)的穿插结合一起,使得观者可以由用不同的路径穿越建筑室内。这让人回忆起象山,还有类似于象山的材料运用——回收的砖瓦、竹模混凝土、还有槽型玻璃——代表了一种传统和现代的情感综合。

    通过材料的选择和形式的拿捏,王澍创造了一项惊人的工作,通过风格的重叠和创造性的采用源自传统中国建筑的形式策略,浓缩了历史。作为空旷景观中的一座独立的标志,也作为一种对于失落的行人尺度的都市主义的一种展示,这座建筑同时还是一个雕塑体和所在场景:建筑和都市主义,过去和现今,合并成一种空前的成就。

    中选的必然

    当普利茨克董事会透露北京被选为2012 年的颁奖地时,我曾开玩笑地预言王澍将会胜出:中国当局定会从中施加影响,只要保有能力废除任何保障颁奖地点的许诺。

    最近的全球经济衰退是否驱动普利茨克委员会来赞美优雅和简约而不是闪耀和姿态?当年彼得•卒姆托获奖的时候,正是2008 年金融危机的复苏当中,这被看成是对以自我为中心的“明星建筑师”的抵制,和对于一种以触觉、建构努力、材料性和手工艺性为最重要因素的建筑的推崇。(在这种建筑学中)美学源自于自然材料的建构;形式由它们的地方文脉和文化传统所驱动产生。正如肯尼•弗兰普顿在其“走向批判的地域主义”中所述,这种建筑学能够“融合普遍文明与场地自身特异性衍生出来的元素之间的冲突”。建筑师有可能从“当地的光线的范围和品质,或者一种特殊的结构形式所衍生出来的建筑构造,或者一个给定场地的地形当中”获得设计灵感。②

    卒姆托这位神秘的隐士,正是这新的朴素年代的完美倡导者。评委会最近几年一直在延续这种倾向,其间他们选择了SANAA 和爱德华多•索托•德•莫拉:两者都与他们各自的地方文化和传统有着内在的本质联系。为在2012 年能顺延这种趋势,他们需要发掘一种强调触觉胜于视觉、推崇经验胜于实验的设计实践;也就是那些最好地诠释弗兰普顿称之为“批判的地域主义”的设计公司。有很多出色的公司在这方面进行创作,但是由于选择了北京作为颁奖仪式的举办地,委员会选择了赞美这房间里看似无法阻挡的强大经济力量。

    世界的其他部分还在全力对付经济衰退,中国却以毫不减弱的势头继续上升,外国建筑师循钱而至。不管他们将中国看成一片能实现任何臆想的自由沃土,还是一种压抑的独裁政治,其绝对专制的权威确保了大胆创新成为一种民族自豪感,所以他们很受欢迎,并被鼓励畅想。雷姆•库哈斯、扎哈•哈迪德,赫佐格和德穆隆等,都为中国城市献上了野心勃勃的签名作品,并从这个国家的经济优势中受益。像中央电视台新楼、广州歌剧院、北京国家体育场等项目虽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这些标志性形式所代表的以图像化为专注点的设计理念,随着中国的发展开始减缓,渐渐变得不再那么引人注目。

    而本土建筑师,对文化文脉和建造能力有更好的理解,有幸开始获得关注。这显然是一件好事,因为中国各地独特的城市特征正在迅速现代化的道路上被一扫而光,如果想减缓这种正在发生的匀质化趋势,中国必须寻求适合于地域特征的、文化上敏感的设计解决方式。如果委员会觉得有必要赞美中国的崛起,却又不打算去吹捧一位空洞的“明星建筑师”——那么谁会胜出呢?中国还有其他一些优秀的设计公司,但是少有符合这种“卒姆托属性”的(刘家琨没准算一个)。这个生于乌鲁木齐,在南京受教育,以杭州为基地的建筑师获选,传达了一条清晰的信息:这份奖不仅认可了这些在中国完成的伟大作品,也是对中国大学教育的认可,以及对使得这些作品发生的政府和经济体系的认可。如果对王澍的选择是由政治因素驱
    动的,那也无所谓:因为这丝毫不能减少他获奖的恰当性和他作品的伟大性。
    在这“朴素的年代”,王澍的设计代表了一种充满活力和希望且不排斥历史的前进道路。它是一种主观的朴素性——一种对现有制约的乐观认识,它暗示着未来的潜力并且就如何实现这些潜力提供了清晰的大纲,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通过实践、重复和发展一些容易操作的形式策略,这些策略对于其他具有类似创作哲学的建筑师而言可作为一种范例。

    王澍作品的真实力量,在于这种充满雄心(又含糊不清)的对于传统和当代的综合。由技术驱动的形式生成和传统的建造技术相辅相成。这种面向历史的态度在此提议了一种中国建筑的前进道路,那就是并不(仅仅)依赖于眩亮的渲染图和标志性的形式,但却可以获得那种曾经使得中国古代城市如此迷人的城市历史肌理的本质性特征,那些由于现代化的冲刷而濒临灭绝的特征。

    王澍的获奖,既受欢迎,又很有必要,希望中国(以及整个世界)能认识到这种精心斟酌、文化敏感的作品的内在价值,并且考虑将一种全球性的设计文化建立在一种有意义的介入而不是空虚的标志性上。业余建筑工作室的作品在指向未来的时候并没有抛弃过去,它们通过运用新的综合模式、新的建筑原型、最终一种新的(建筑)方言,来改造和开拓中国伟大的建筑遗产。

    作者后记:“新的(建筑)方言”一说似乎日趋明晰,在本文写作之后,2012 年8 月9 日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一篇文章也提到,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的院长莫森•莫斯塔法维(Mohsen Mostafavi)认为:“王澍的作品完全有可能被看成是一种新的(建筑)方言。他扎根于现代主义。他的作品根本不是中国建筑或者西方建筑的简单复制品,而是这两种不同情感的有机融合。”③

    作者:Evan Chakroff
    俄亥俄州立大学建筑学硕士。曾就职于巴塞尔的赫佐格和德穆隆建筑事务所,和意大利罗马的
    福克萨斯建筑事务所,现为NBBJ 上海办公室的资深建筑师。
    公司电话:021‐61384700
    电子邮箱:evanchakroff@gmail.com
    个人网站:http://evanchakroff.com/
    译者:陈治国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硕士,俄亥俄州立大学景观建筑学硕士。
    凯里森(中国)上海办公室,设计副总监。
    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288 号21 楼
    公司电话:021‐61351188
    电子邮箱:zhiguo.chen@callison.com
    ①本文原文刊登于作者个人网站<http://evanchakroff.com/>。原文的部分章节曾被作者通过改编后,
    以《Recasting History: The Ningbo Historic Museum》为题刊发于美国LOG 杂志第24 期第057 页,
    ISSN: 1547‐4690 ISBN: 978‐0‐9836491。
    ② Frampton, Kenneth. “Toward A Critical Regionalism: Six Points for an Architecture of Resistance”, in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1893) edited by Hal Foster, Bay Press, Seattle.
    ③ Perlez, Jane. “An Architect’s Vision: Bare Elegance i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9th,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8/12/arts/design/wang‐shu‐of‐china‐advocates‐sustainablearchitecture.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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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usual, more photos in my Flickr set: Wang Shu/Amateur Architecture

    And as always, sorry for the lack of posts... a few in the pipeline, hopefully up soon...



     
    • 2 Comments

    • congrats Evan!

      Mar 29, 13 1:28 pm  · 
       · 

      thanks Aaron. 

      Apr 1, 13 9:32 p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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